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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專著】楊慧林:意義——當代神學的公共性問題

    發布時間:2014/7/12
    來源:
    標簽: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楊慧林 神學


    簡介:

    本書分別從“當代人文學術的‘意義’問題”、“‘意義’問題的跨文化讀解”、“‘詩性智慧’的‘意義’同構”、“‘意義’追尋的現實情境”等四個維度,深入探究宗教學與一般人文學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啟發,并與當代西方的神學研究直接對話,力圖梳理出一種“關于基督教的‘非宗教’詮釋”,從“意義結構”的角度探討宗教與神學的公共性問題,為宗教問題提供更為理性的理解途徑。作者認為,在理解的基礎上“破執”,不僅可以擺脫任何“中心話語”的束縛,也將在體制化的信仰形態之外,真正揭示宗教的文化意蘊。

    目錄

    第一編:當代人文學術的“意義”問題

    1、名詞的動詞性與動詞的交互性

    2、從“差異”到“他者”的神學讀解

    3、齊澤克的“基督教遺產”與意義結構

    4、齊澤克的“反向”神學與文學研究

    第二編:“意義”問題的跨文化讀解

    1、中西之間的“經文辯讀”

    2、“經文辯讀”與“詮釋的循環”

    3、《圣經》和合本的詮釋學意義

    4、“漢語神學”的語言學定位及其價值

    第三編:“詩性智慧”的“意義”同構

    1、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神學進路

    2、“圣杯”的象征系統及其“解碼”

    3、當代神學對文論研究的潛在價值

    4、西方馬克思主義宗教論說的六個問題領域

    第四編:“意義”追尋的現實情境

    1、漢語語境中的基督教詮釋

    2、“倫理化”的漢語基督教與基督教的倫理意義

    3、早期教會大學的授課語言及其價值歸宿

    4、“全球地方化”話語中的神學主題

    代結語:關于比較文學與宗教學的對話

    序言:自家有悟

    多年以前曾讀得佳句:“俗人以酒色殺身,商人以貨財殺子孫,文人以學術殺天下后世!标P于俗人、商人和文人的斷言,無疑都出自文人,然而俗人之“殺身”、商人之“殺子孫”的意義都很明確,唯獨文人自己的“殺天下后世”頗費琢磨。這是彰顯文人的力量?揭示“話語”的“霸權”?還是控訴某些“學術”的誤國、誤人?老實說,我始終覺得難以斷言。

    漢語之構造精巧,牽一發而動全身,其微妙往往非外人所能體會。斗膽以海峽兩岸的“九二共識”為例:一曰“各表一中”,一曰“一中各表”,二者之間差異何在、通融與否,惟有國人能夠心領神會。中國的宗教學研究植根于中國處境,卻對西方學術用力最深,乃至在自家反不能“究盡諸法實相”。余亦如是,故屢陷迷津。后來偶讀《六祖壇經》,才幡然醒悟:

    有一僧名叫法達,號稱“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”。自謂“不識文字”的惠能卻說:“汝名法達,何曾達法?” “法達”與“達法”之別,或可比之于“各表一中”和“一中各表”,正所謂:“法即甚達,汝心不達;經本無疑,汝心自疑”。其間的執著與灑脫之別,初聞或不以為然,深思則道理存焉。

    不過按照“達法”的邏輯,即便是《六祖壇經》的教訓也未必不能反轉甚至顛覆。比如六祖有偈:“心迷法華轉,心悟轉法華”,因為“口誦心行,即是轉經;口誦心不行,即是被經轉”等等。但是既然“迷悟在人,損益由己”、“歸真之后,真亦無名”,那么如今的聰明人太多,愿意“頓悟”者似遠遠多過甘于“漸悟”者,“心迷”與“心悟”之辨已難分涇渭。于是曾于辛卯除夕與友人笑談,《六祖壇經》當另加一偈:“不經法華轉,何緣轉法華?真名乃無名,心悟亦心迷!

    中土西洋,雖言音不同,風俗殊異,于極高明處卻多所融通。為“轉法華”而求諸《法華經》之《方便品》,又知“諸佛世尊,唯以一大事因緣故,出現于世”。不治佛學者,不敢妄言此一“大事”,而西哲巴丟(Alain Badiou)之《存在與事件》,可能確實涉及相似的討論。

    巴丟的核心論說被表述為一個完整的公式:E→d(ε)→π。簡單說,他認為從“事件”(E)到“決定”(d)的過程中,人自身作出任何“決定”本來都是不可能的,因此所謂的“決定”(d)其實只是“對事件的宣稱”(ε,即evental statement),從而“不可決定的”才得到了決定(decision of the un-decidable);而“事件的宣稱”又帶來“對一個事件的忠實”(π,即fidelity to an event),于是“主體”才被“建構”出來(new present of the constituted subject);這樣,“普遍性”也就得到了一種形式(the universal .. always takes the form fromε)。[1]

  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,巴丟相信由此表達的“不是哲學,而是思想”(Not philosophy but thinking!)[2]。這不能不將我們引回東方式的思考:如果佛家所言“大事”恰如西人濡染已久的“神學的事件”,那么“事件的宣稱”是否相當于“佛之知見”?巴丟聲稱“事件”的出現亦即“事件”的消失(disappears in its appearance)[3],是否可以解說惠能的“歸真之后,真亦無名”?

    心悟心迷,仍有分別;打通塵障,方顯究極徹盡的洞見。是以“公共性”之謂,在圣俗之間,在學科之間,也在中西之間。

    注釋:

    [1] Alain Badiou and Slavoj Zizek,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, edited by Peter Engelmann, translated by Peter Thomas and Alberto Toscano. 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09, pp. 36-39.

    [2] Alain Badiou, Philosophy as Creative Repetition, p.3, see www.novaPDF.com

    [3] Alain Badiou and Slavoj Zizek,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, edited by Peter Engelmann, translated by Peter Thomas and Alberto Toscano, p. 3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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